李广(?—前119年)，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西汉著名军事家。做过骑郎将、骁骑都尉、未央卫尉、郡太守，镇守边郡使匈奴不敢犯多年，被称为“飞将军”。其一生未得封侯，或许时运不济，有历史典故“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公元前119年，随卫青出征匈奴，兵败，引颈自刎。
生平事迹
李广出生不详，祖先是秦朝将军李信，曾率军战败燕太子丹。李广接受世传弓法，射得一手好箭。
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关，李广以良家子弟从军抗击匈奴。因善于用箭，杀死和俘虏了众多敌人，升为郎中，以骑士侍卫皇帝。多次跟随文帝射猎，格杀猛兽，文帝曾慨叹：“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
汉景帝即位后，李广为陇西都尉，不久升为骑郎将。吴楚七国之乱时，李广任骁骑都尉跟随太尉周亚夫抗击吴楚叛军。因夺取叛军帅旗由此在昌邑城下立功显名。虽有功，但由于李广接受了梁王私自授给他的将军印，回朝后，没得到封赏。
诸王叛乱平定后，李广任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上书：“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史记·李将军列传》)于是被任为上郡太守。后李广又在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地做太守，以打硬仗而闻名。
匈奴入侵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鱼河堡)，景帝派一个宠信宦官同李广一起统率和训练军队抗击匈奴。一次宦官带几十个骑兵出猎，路遇三名匈奴人骑士，与其交战，结果，匈奴人射杀了所有随从卫士，还射伤宦官，宦官慌忙逃回报告给李广。李广认定三人是匈奴的射雕手，于是亲率百名骑兵追赶三名匈奴射雕手。
匈奴射雕手因无马而步行，几十里后被追上，李广命令骑兵张开左右两翼，自己亲自射杀二名匈奴射雕手，生擒一名。刚把俘虏缚上马往回走，匈奴数千骑兵赶来，见到李广的军队，以为是汉军诱敌的疑兵，都大吃一惊，立刻上山摆开阵势。李广的一百名骑兵，也十分害怕，都想掉转马头往回奔。李广说：“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命令所有的骑兵说前进，一直走到离匈奴阵地不到二里多路的地方才停了下来。李广又下令道：“皆下马解鞍！”(《史记·李将军列传》)他手下的骑兵说：“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说：“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史记·李将军列传》)匈奴骑兵果真不敢冒攻。这时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骑上马，带十几个骑兵，射杀白马将，然后重回到他的队里，卸下了马鞍。他命士兵都放开马匹，睡卧地上。这时天色已晚，匈奴兵始终觉得他们可疑，不敢前来攻击。半夜时分，匈奴以为汉军在附近有伏兵，想乘夜袭击他们，便引兵而去。第二天一早，李广回到了部队。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众臣认为李广是名勇将，武帝于是调任李广任未央宫的卫尉。这时程不识也任长乐宫卫尉，他俩从前都以边郡太守的身份统帅军队，却有截然不同的带兵方法。李广治军简易，行军没有严格的编制、队列和阵势。常找靠近水源的草地驻扎。士兵人人自便，晚上不打更巡逻自卫。军队的文书簿籍一概从简，但是也远远布置侦察人员，所以没遭遇过危险。程不识则以严格治军而闻名，他注重部队的编制，队列和阵式。晚上敲刁斗巡逻，军官处理军事文件到天亮，军队得不到休息，也没遇到过危险。可是士兵却苦于程不识之严，都喜欢跟随李广作战。程不识景帝时因数次直谏而被任为太中大夫，为人清廉，谨于文法。
汉武帝三年(前133年)，汉用马邑城(今山西朔县)诱匈奴单于入塞。派大军埋伏在附近的山谷中，李广担任骁骑将军，受护军将军韩安国节制。单于发觉这种情况，引兵离去。
四年后，李广率军出雁门关，被成倍的匈奴大军包围，李广终因寡不敌众而受伤被俘。匈奴单于久仰李广威名，命令手下：“得李广必生致之”(《史记·李将军列传》)匈奴骑兵便把当时受伤得病的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让他躺在用绳子结成的网袋里。走了十多里路，李广装死，斜眼瞧见他旁边有个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一跃，跳上匈奴少年的战马，把少年推下马，摘下他的弓箭，策马扬鞭向南奔驰，匈奴骑兵数百人紧紧追赶。李广边跑边射杀追兵，终于逃脱，收集余部回到了京师。汉朝廷把李广交给法官，法官判李广部队死伤人马众多，自己又被匈奴活捉，应当斩首，后用钱赎罪，成为平民。
李广在家闲居期间，常与颖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到蓝田南山中射猎。曾有一次在夜间带着一个随从骑马外出，跟别人在乡间饮酒。归来时路过霸陵亭，霸陵亭尉喝醉了酒上前呵斥李广不让通行。李广的随骑说：“这是前任的李将军。”亭尉说：“就是现任将军尚且不能夜间通过，何况是前任将军!”于是就扣留了李广等人，留宿霸陵亭下。过了不久，匈奴攻人辽西，击败了韩安国的军队。于是皇帝召李广，封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随即请求武帝，准许派遣霸陵亭尉一同前去。到了军中李广就把亭尉杀了，然后向皇帝上书谢罪。皇帝回报说：“将军，是国家的爪牙。《司马法》讲：登车不抚车前横木以礼敬人，遇到丧事不根据亲疏关系穿规定的丧服，振兵兴师去征伐不顺服的人，出征时，要统率三军之心，协同战士之力，这样才能做到一怒千里惊惧，威振则万物归顺，是以名声显露于夷貉，神威使邻国畏惧。报仇除害这是我期望于将军的，您若叩头请罪，这岂是我所指望的!”看来皇帝并没有因此而责备李广，倒欣赏他的这种做法。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广心胸的狭窄。
李广任右北平太守后，匈奴畏惧，称李广“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年不敢入侵右北平。
李广出猎，看到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以为是老虎，张弓而射，一射箭去把整个箭头都射进了石头里。仔细看去，原来是石头，再射，就怎么也射不进石头里去了。李广一听说哪儿出现老虎，他就常常要亲自去射杀，居守右北平时一次射虎，恶虎扑伤了李广，李广带伤也终竟射死了这只虎。
李广为将廉洁，常把自己的赏赐分给部下，与士兵同吃同饮。他做了四十多年俸禄二千石的官，家里没有多少多余的财物，始终不谈购置家产的事，深得官兵爱戴。李广身材高大，臂长如猿，有善射天赋，他的子孙和他人李广学射箭，但都不及李广。李广不善言辞，与人闭居时亦以射箭来赌酒为乐，一生都以射箭为消遣。李广爱兵如子，凡事能身先士卒。行军遇到缺水断食之时，见水，见食，士兵不全喝到水，他不近水边；士兵不全吃遍，他不尝饭食。对士兵宽缓不苛，这就使得士兵甘愿为他出死力。李广射杀敌人时，要求自己箭无虚发，所以非在数十步之内不射，常常是箭一离弦，敌人应声而亡。也由此多次被敌人围追，射猛兽时也由于距离太近而几次受伤，但李广从不畏惧。
不久，郎中令石建死，李广被任命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李广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数因立功而被封侯，而李广军无功而还。
公元前121年，李广以郎中令身份率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塞，与博望侯张骞的部队一起出征匈奴。李广部队前进了数百里，突然被匈奴左贤王带领的四万名骑兵包围。李广的士兵们都非常害怕，李广就派自己的儿子李敢先入敌阵探察敌情。李敢率几十名骑兵，冲人敌阵，直贯匈奴的重围，抄出敌人的两翼而回。回来后向李广报告说：“匈奴兵很容易对付。”李广的军士听了才安定下来。李广布成圆形阵势面向四外抗敌。匈奴猛攻汉军，箭如雨下，汉兵死伤过半，箭也快射光了。李广就命令士兵把弓拉满，不要发射，他手持强弩“大黄”射杀匈奴裨将多人，匈奴兵将大为惊恐，渐渐散开。这时天色已晚，汉官兵都吓得面无人色，但李广却意气自如，更加地整饬军队。军中官兵从此都非常佩服李广的勇气。第二天，他又和敌兵奋战，这时博望侯张骞的救兵才赶到，解了匈奴之围。李广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功过相抵，没有得到赏赐。博望侯张骞当斩，后用钱赎罪，成为平民。
李广前后与匈奴作战四十多年，却始终得不到封侯，当年同他一起为郎中的堂弟李蔡，人品才能不及中等，名声也远在李广之下，却连连得封，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后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李广的许多部下也被封侯，而李广却未得爵邑，官职也没有超过九卿。一次李广与望气算命的王朔交谈，说：“自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史记·李将军列传》)王朔说：“将军想想难道做过什么可悔恨的事情么?”李广想想说：“我为陇西太守时，羌族人造反，我诱降了他们之后却又杀死了他们。至今最大的悔恨只有这事。王朔说：“罪过没有比杀已降的人更大了。这就是你不得封的原因了。”
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漠北打击匈奴。李广多次请求随军出征，武帝认为他年老未被启用。直到元狩六年才被任命为前将军，随卫青出征。出塞，卫青得知单于的驻扎地，卫青决定自率精锐部队袭击单于。而命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从东路出击。东路道远，而且水草极少，不利于行军。李广亲自请求为先锋，说：“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可是卫青曾暗中受到武帝的嘱咐，认为李广年老又命数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正面对阵。这时候，卫青的好友公孙敖新失掉侯爵，担任中将军随大将军出征，卫青想给他立功机会，所以把李广调开让公孙敖与自己一同与单于对阵。
李广当时知道这一内情，仍坚决拒绝调动。卫青不接受他的请求，命令长史下道文书，让李广赶快到所在部队去，照文书说的办。李广没有向卫青告辞就动身了，内心极其恼怒地回到营中，领兵与右将军会合，从东路出发。部队因无向导，迷失了道路，落在大将军后面，耽误了约定的军期。卫青的部队因单于逃跑也无收获，在回军的路上才与右翼部队会合。
回师后，卫青派长史拿了干粮酒食送给李广，顺便问起李广等迷路的情况。李广不予回答，卫青又派长史紧催李广的幕府人员前去听候审问。李广说：“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广回到军部，对他的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史记·李将军列传》)言毕引拔刀自刎。李广部下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无论认识与不认识他的，无论老者青年，皆为之流泪。 一代名将，就这样陨落了。
李广有子三人，长子李当户早死，有遗腹子李陵。次子李椒为代郡太守，也先于李广而死。幼子李敢常随军出征，李广死时，李敢正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征战。李广死第二年，李蔡因罪自杀。李敢以校尉身份随霍去病击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斩首甚多，被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代李广为郎中令。不久，怀恨其父李广之死而击伤大将军卫青，卫青却没有声张。后李敢至上雍，到甘泉宫狩猎，被骠骑将军霍去病射杀。当时霍去病正被武帝所宠，武帝辨说：“鹿触杀之”，(《汉书·李广苏建传》)
历史点评
李广一生皆在边关戍敌，与匈奴七十余战，以骁勇善射、智谋超群著称，匈奴闻其名则远而避之，不敢与其相战，堪称不战而屈人之兵。李广治兵宽缓不苛，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边关军民的爱戴，在历代的边疆士兵中都有着崇高的威望，是一位“才气天下无双”的将军。唐朝时期，有不少诗句用以歌颂李广，如王昌龄《出塞》，卢纶《塞下曲》，高适《燕歌行并序》等。王昌龄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李广：“《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汉书·李广苏建传》为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汉初的边境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其自然和人文特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异常坚苦和残酷。远离后方的长途奔袭，急风暴雨般的仓卒遭遇，以及众寡悬殊的孤军奋战，成为经常作战的方式。李广无疑是适应于这些作战特点的杰出将领。非凡的勇敢、决断和应变能力、忠信正直的磊落襟怀，以及有别于传统的治军方法，使他成为受部下拥戴、敌军闻之丧胆的一代名将。
为什么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李广难封”的典故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与从弟李蔡俱事汉，“蔡为人在中下，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后遂用“李广难封”“李广未封”“李广不侯”等慨叹功高不爵，命运乖舛。
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一生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称之为“飞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都是赞扬他的名句。然而李广没有能够裂土封侯，引来史家一片惋惜，民间无数惆怅。
武帝时代，本是开疆拓土、重奖军功的年代，李广从弟李蔡文帝时同为中郎，景帝时一同抗击匈奴，被封乐安侯，官至丞相。二人同出身，同做官，同立战功，并且李蔡人品、才能、名声远不及李广，官名、爵位却在李广之上。李广的儿子李敢以校尉身份跟着霍去病出征匈奴，“因夺左贤王旗，斩首多”，赐爵关内侯。甚至李广的部属军吏也有不少以军功取侯。偏偏李广本人驰骋疆场，戎马一生，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一直难以封侯，最后还自杀身亡，其原因何在?千百年来，人们提出种种看法。有人说是他命不好，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有人说他虽然作战勇敢，但不善用兵，缺乏政治头脑和治军才能。更有人说是汉武帝重用外戚，宠信卫青、霍去病，而并不真正器重李广，甚至故意排挤他，不给他立功的机会。后世多把李广作为有才华而无法施展的代表性人物。
“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将人生的穷通得失看作常态；“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则是从历史中撷取的两个实例，用来宽慰包括自己在内的失意之人。
赞颂诗歌
1、王昌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2、卢纶《塞下曲》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3、高适《燕歌行并序》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枞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话说..每次看到那些拼命瞎赞扬李广的东西我就义愤难平啊..！自己不会说，转别人一篇写的很好的论文！孰优孰劣，大家自己评判吧！
（转贴论文）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本帖被 sunsan 设置为精华(2007-10-10)
（转贴论文）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作者： 杨宁宁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0)
〔摘 要〕
在汉匈战争中,与同期的卫青、霍去病相比较,李广有勇无谋,屡为败军之将,与军功无
缘,这是导致“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司马迁在李广传记的写作上对李广颇为褒扬,实为文笔多于史笔, 这是缘于他对李广祖孙三代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自身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
〔关键词〕 司马迁;李广;汉匈战争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 (2005) 05-0065-08
〔收稿日期〕2005-01-15
〔作者简介〕杨宁宁(1960-),女(纳西族),云南丽江人,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史记》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的实
录精神得到后人的赞誉。但是司马迁作为一个情感丰富,充满激情的史学家,在他秉笔直书的同时会下意识地将他的情感,将他的爱憎融入到他笔下的人物中,使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一些事件明显地体现出文笔多于史笔,浸含着他强烈的爱憎倾向,李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记录历史要依据事实,事实又通过文字的表述会成为一种固定的形态———历史。“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留给后人很多的史实,写人物传记,不可能全选进去,取舍裁剪,对于史笔非常重要,选什么关乎被写者的身后评价”。[2]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的选材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为褒扬李广来取舍材料的现象,许多生活细节被他用精彩的文笔描述得生动逼真,而李广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犯的一些错误则被他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致使后人读《李将军列传》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是“李广才气,天下无双”;是李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广不为人后,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的巨大反差。如明代唐宋派代表茅坤曾曰:“李将军于汉,为最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意摹写淋漓,悲咽可涕。”[3]李广的不幸遭遇,无不激起后人无限的同情与不平。他的悲剧又与他不得封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是后人谈论最多、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李广不得封侯的真正原因。在传记中司马迁把它归结为“不遇时”和所谓的“数奇”,后人则把原因归咎于汉武帝和卫青的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李广,评价李广呢?真实的李广又是怎样的呢?
李广自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以良家子从军击匈奴,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与匈奴漠北大战因失道延误战机自杀,前后长达47年,其间因被俘获罪居家两年为庶人(元狩四年至元朔二年,即前129—127年),李广与匈奴战斗长达45年,将近半个世纪,他的一生始终与匈奴战争相伴,他的荣辱也与匈奴战争息息相关,所以应该把他放到汉匈战争的历史中去认识。
一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体魄强健,骁勇善战,人人擅长骑马射猎。由于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遇到风雪灾年须南下掠夺中原地区的食物方能维持生活。“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4]
汉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国力贫弱,无法匈奴抗衡,只能以和亲的方式与匈奴结好,直到汉武帝时才具备了与匈奴抗衡的实力。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埋伏之战,标志着汉武帝向匈奴宣战的开始。李广亲自参加了马邑设伏诱捕单于的行动,后因单于发觉没有成功。
李广早在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就已从军抗击匈奴,到景帝、武帝他都一直转战于边塞各地与匈奴战斗。他与匈奴战斗时间之长,参战的次数之多在当时是少有人能比的,然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所以李广的封侯问题成为人们关心最多,争论最大的焦点。司马迁把李广描绘成一个军事天才,称赞“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事实上李广在汉匈战争中的表现强差人意。
他不得封侯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历次战斗中没有什么战功,达不到封侯标准,自然封侯也就无从说起。论功行赏是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时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他提出“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5]目的是为了鼓励老百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多立战功。自此秦国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的杀敌立功的奖励制度,根据立功多少赐给不同的爵位、田宅和封邑。汉承秦制,到汉代军功奖励的制度更加完备,斩首虏多少,俘虏多少,给予什么样的奖励或赏赐,都有具体的量化指标和明确的规定。军人的提拔和封侯是与军功联系在一起的。
像汉武帝时期,军人封侯的指标数是要获首虏上千,即使像卫青、霍去病这样深得汉武帝宠爱的外戚也不例外,正所谓的有功才有禄。尽管司马迁对卫青和霍去病带有偏见,但是他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仍然如实地记录了他们两人每次与匈奴战斗的战果,详细记录了他们每次斩首虏多少,俘虏多少,缴获牛羊牲畜多少的具体数字,以及朝廷根据他们的战果给予相应的记功和赏赐。所以黄震在《黄氏日抄》中就说: 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3]
黄震为司马迁对卫青和霍去病的不公深感不平。相反我们在《李将军列传》里却搜寻不到李广每次参战斩首虏多少,俘虏多少的详细记录,仅有的几次记录也很模糊。第一次记录的是文帝时“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6]
第二次是景帝时,李广“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6]第三次是元狩二年李广率骑四千从右北平出击匈奴,被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包围,虽然李广军拚死勇战,结果是“广军几没,罢归……广军功自如,无赏”。[6]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司马迁没有将李广的战斗成果详细记录下来?要知道这些数据是李广抗击匈奴成果的最有力的说明,究竟是司马迁的疏忽还是他有意想隐瞒什么?事实上是李广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果能够让司马迁载入史册的,所以他不得不在这些地方作了技术处理。为了让读者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李广,笔者根据《史记》反映汉匈战争的三篇传记《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将李广、卫青、霍去病在汉匈战争中几次战斗的情况用表格表现出来,因为有些战役是三位将领同时参加的,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卫青霍去病
(前128年)率三万骑出雁门,斩首虏数千
元朔二年
(前127年)
出云中,斩首虏三千,收河南地,
封长平侯
元朔五年
(前124年)
率六将军十余万出朔方、高阙,
斩首虏万五千,俘裨小王十余人
元朔六年
(前123年)
春率十余万出定襄,夏再出定襄,
前后斩首虏万九千余
率轻勇八百骑从卫青出征,斩首
虏二千二十八,封冠军侯
元狩二年
(前121年)
春率万骑出陇西,获首虏八千。
夏再出陇西,获首虏三万余,破
休屠王。秋接受浑邪王四万众投
降,斩欲亡虏八千
元狩四年
(前119年)
将四将军五万骑出定襄,获首虏
万九千余
率五万出代,获首虏七万余,获
屯头王及将军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还
李广
元光六年
(前129年)率万骑出征上谷,斩首虏数百率万骑出征雁门,被俘,军覆没
元朔元年
从卫青出定襄,无功
元狩二年
(前121年)
与张骞出右北平,丧师四千,杀
首虏过当,军几没
元狩四年
(前119年)
随卫青出征,与张骞出东道,失
道不获,自杀
作为史学家,评价某一个人物或事件时,有的时候因为思想感情的不同,对同一个事件会以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司马迁由于置身于西汉朝庭的政治是非纠纷当中,使他有时候看问题评价人物难免从个人的感情出发,如果是文学家之笔,并无不妥,但如果是史家之笔,则难免失之为败笔。
从上面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元光六年李广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三朝老将,率万骑从雁门出击匈奴,结果被匈奴俘获,虽然半道逃脱,但是“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6]而是年卫青第一次出征匈奴,就获得了斩首虏数百人的辉煌战绩。尽管他姐姐是汉武帝宠幸的卫皇后,但是因斩首虏不够千人,没有达到封侯的标准,他仅被武帝赐爵关内侯。这次出征的还有公孙贺、公孙敖两将军,他们也各率万骑出征,结果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丧师七千。
四将军以同样的兵力出击,却有这么样不同的战果,所以刘咸在《太史公书知意》中引黄淳耀的话:“卫将军数万骑未尝挫衄,其将略优于广远矣。且出雁门时,广所将万骑,乃为敌所得。”[3]两相对比还不足以证明卫青的优秀和李广的无能吗?遗憾的是司马迁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对卫青的卓越表现仅聊聊几笔就带过了。
元朔五年卫青率六将军出征,结果卫青因战功显赫,被拜为大将军,他三个年幼的儿子分别被封侯,并“益封青六千户”。随同卫青出征的护军都尉公孙敖、都尉韩说、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及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都分别被封侯,而李广是这次参战惟一没有军功不得封侯的将军。“太史公以孤愤之故,叙广不啻出口而传卫青若不直一钱。然随文读之,广与青之优劣终不掩”。[3]
再看霍去病第二次出征匈奴,率轻骑八百骑出击,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被朝廷以一千六百户封为冠军侯。元狩二年春,霍去病第三次从陇西出征,“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7]汉武帝又加封霍去病二千户食邑。
古代学者为此评论说:“出雁门时,广所将万骑,乃为敌所得,而去病以八百斩捕过当,必谓广数奇,而去病天幸,恐非论之平者也。”[3]他们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司马迁在写史时对李广的偏爱和对霍去病的不公。汉武帝元狩二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7]结果由于博望侯张骞的延误,使李广与匈奴的战斗异常艰苦,战斗两日,自己军队损失过半,杀敌与损失相当,所以功过抵消,这是李广参战以来表现最好的一次,遗憾的是立功封侯的愿望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
同样合骑侯公孙敖迷失道路也没能跟霍去病会合,但是霍去病仍然“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7]获得这样重大的战果,他仅损失了十分之三的兵力。由于霍去病的战功卓越,汉武帝又加封五千户的食邑,他手下的一批校尉军官也分别得到赏赐和封侯。据统计,卫青七次出征匈奴,共斩首虏五万余级,霍去病四次出征匈奴,斩获首虏十一万余级。李广与之相比相形见绌,谁优谁劣,似不需要再作太多评说。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军与匈奴在漠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决战,这场决战汉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由此基本结束了武帝时期汉匈第一阶段的战争。这场战斗“卫青至漠北,围单于,至阗颜山还,获首虏万九千级。霍去病与左贤王战,封狼居胥山还,获首虏七万余级”。[8]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9]同样参战的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从东道出,结果迷失道路,没能按预期计划与卫青他们会合,导致了单于的逃跑,打乱了武帝的整个战略布置。卫青为了将情况上报朝廷,派长史带食物去问候李广,并借机了解失道的原因。
面对这样的结果,李广的心情是复杂的。最初他把最后立功封侯的希望寄托在这次出征上,没想到他一开始就从前锋被调作后援,这样与单于直接交战立功的机率已大大降低,当时他就心生怨气,“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6]后来因失道而打乱了整个战斗计划,不仅不能立功,还将接受审讯,等待他的可能是斩首或削职下狱。另一方面让他心理不平衡的是卫青在这次战斗中战果辉煌,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使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于是他选择了自杀。临死前“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6]司马迁写下这段话,为李广的结局增添了很浓的悲剧色彩,卫青也因此背上千年洗刷不掉的罪名。
漠北大战李广由先头部队被调作后援是事实,后又因失道而自杀也是事实。前后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后人常常把遣责的矛头直指卫青和汉武帝,认为李广的死和他的悲剧是武帝和卫青一手造的。
究竟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如何看待李广的自杀和卫青当初改变计划的调遣呢?笔者认为应该把这个事件放在整个汉匈战争的历史背景上去分析。
由于李广在战场上多次不佳的表现,使得武帝和卫青对他的军事才能表现出了怀疑,所以元狩四年的漠北大战,汉武帝派遣卫青和霍去病率大军出征,本来没有让李广参战,但是立功心切的李广看到许多原来身份地位比他低的下级军官一个个都封了侯,想到自己年已六十,率军出征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
汉武帝不让李广出征是有所考虑的,一是因为其年老,二是历次战斗表现不佳,难以胜任先头部队的重任。试想作为一国之统帅,在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战役上,能让一个历次战斗表现不佳,从未立功的将军作前锋吗?汉武帝考虑的是确保这场战役的胜利,而不是让谁立功的问题。所以武帝让卫青将李广调作后援是出于对整个战役的考虑,这样的考虑是合乎情理的,只是由于李广是三朝老将,不好当面拂他的面子,所以事后作了这样的调整。汉武帝这样的安排不仅让卫青替他背了黑锅,也成为李广自杀的一个直接原因。
司马迁认为李广被从先头部队调离的另一个原因是“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6]卫青想让自己的生死之交的朋友公孙敖有一个重新立功封侯的机会。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为此遣责卫青排斥异己,任人唯亲。笔者以为这是司马迁对卫青存有偏见,才对李广被调离作了这样错误的解释。
卫青为人处事一贯谨慎、低调,虽然公孙敖对卫青有救命之恩,但是以卫青的性格和为人他不敢这样假公济私,在汉匈决战的关键时刻为徇朋友私情擅自改变武帝的布署。元朔五年卫青出击匈奴立下赫赫战功,武帝因此封他三个年幼的儿子为侯,“青固谢曰:‘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列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7]卫青认为能取得这样的战绩是诸校尉的功劳,皇上应该嘉奖他们,而自己已经得到皇上的赏赐,他年幼的孩子“未有勤劳”,不应受赏,所以他谢绝的态度是诚恳而坚决的。由此可见他不居功自傲,为人着想,处事谨慎的性格为人,所以他不致于有意排挤李广,让他失掉立功封侯的机会。再有元朔六年春,卫青出定襄,其右将军苏建随从,后苏建单独与单于相遇,经过力战,最后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7]军中执法官有的主张斩苏建,“以明大将军之威”,但是卫青坚决不同意,他说:“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7]卫青把处置苏建的生死大权交由天子,就是为了表示他“不敢专权”。据此推理,像漠北大战这么重要的战役,如果没有武帝的吩咐,卫青是不敢擅自主张将李广调作后援的。汉武帝对李广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由最初的器重到后来的失望。当“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6]武帝一即位就任命李广为未央宫的警卫长官,足以看出对他的器重和信任。后来李广因被俘获罪当斩,赎为庶人后,武帝也没有忘记他,
当右北平太守韩安国病故,武帝马上起用李广,拜他为右北平太守。但是李广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公报私仇,杀了曾经为难过他的霸陵尉。刚上任还未有半点功劳就擅自杀人,但是汉武帝居然没有追究他,这说明武帝对他还是非常宽容和迁就的。如果武帝真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排挤打击李广的话,那么就不会重新启用他,他犯了罪也会惩罚他。
从上述的几次汉匈战役中以及跟卫青、霍去6病的对比,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了李广的表现。他指挥的几次战役,要么被俘,要么迷失道路,要么损兵折将乃至全军覆没,最好的也是功过抵消,军功对他来说真有点可望不可及,而说李广“不遇时”似乎也不能成为理由。因为李广与匈奴战斗了45年,他自己也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历任中郎、陇西都尉、骑郎将、骁骑都尉、上谷太守、上郡太守、陇西太守、北地太守、雁门太守、代郡太守、云中太守、未央卫尉、骁骑将军、右北平太守、郎中令、后将军、前将军等。从他参战的时间之长,担任的职务之多、转战的范围之广来看,他杀敌立功的机会应该是很多的,但他都没能立功,由此说明李广在军事上其实是个庸才,这是不争的事实。司马迁对他的评价确实太高了,所谓的“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二
李广自杀是因漠北大战被调作后援,因失道要接受军事审判这一偶然因素造成的,但是在这偶然因素的背后潜伏着一些必然因素,例如性格因素等,正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我们有必要就李广的性格作一些分析。
李广是一个武功超群和好勇力的武将。还在汉文帝时,李广刚从军就因为“善骑射,杀首虏多”被提拔为郎中令,他的好勇力常常表现在他“冲陷折关及格猛兽”上,为此汉文帝曾称赞他“如令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6]司马迁用了很多笔墨来表现他高超的骑射技术,最精彩的莫过于他受伤被俘后,“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6] 还有他被匈奴左贤王的4万骑包围时,“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等等。所以牛运震在《史记评注》中指出“一篇精神在射法一事,以广所长在射也。开端‘广家世世受射’,便是一传之纲领。以后叙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骑,射猎南山中,射石,射虎,射阔狭以饮,射猛兽,射裨将,皆叙广善射之事实”。[3]由于司马迁在这方面的不断渲染,使读者错误地把武功高超与优秀将领划上了等号,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好勇力”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只有好勇力才敢在战斗中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才敢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但是李广过度的好勇力有时变成了“自负其能”,任性而行。在景帝时期汉朝廷对匈奴采取的是以防御为主的战术。一次“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6]李广断定这三人定是射雕手,善射的天性和他自负其能的性格使他忘记自己是一军之主帅,忘记了朝廷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不仅置大军于不顾,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就亲自率百余骑追逐三射雕手。
当他杀其两人,得其一人时,却遇见了几千匈奴骑兵,这时他已无退路,只好冒险地前进到离匈奴二里远的距离,并且“皆下马解鞍”以迷惑敌人。
虽然这一次他能侥幸逃脱,但也不能掩盖他冲动、冒险、自负其能的性格弱点和违背朝廷战略的错误。试想假如匈奴识破他的真相,他的后果要么被俘,要么战死。而他丢下的大军群龙无首,遇到匈奴很有可能也是全军覆没。他没有考虑由于个人的冲动冒进将会给朝廷和军队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像这样违反规定私自出击的行为,放在普通士兵或下级军官身上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更不要说身为一军的主帅了。
李广这种任性而为的性格,是随处体现的。在战场上“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6]无论打仗还是狩猎,都这样冒险、任性而行,所以“数困辱”,也曾被猛兽所伤。出于对他的爱护,典属国公孙昆邪曾向景帝进谏:“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战,恐亡之。”[6]
过去人们在读这段话时,往往只注意到了“李广才气,天下无双”的赞扬,而忽略了后半部分对李广冒险冲动,自负其能的批评。其实公孙昆邪赞扬”李广才气”,主要是指他的骑射技术,并非他的军事才能。公孙昆邪认为像李广这样大敌当前,不审时度势,谨慎谋划,仅凭一己之勇力,逞强好胜,冲动冒险,终究是要吃大亏的。李广勇力可嘉,但谋略太少。
首先,他在政治上少谋略,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他缺乏政治头脑,对复杂的政治斗争缺少基本的分析判断能力。在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时,他因“夺旗,显功名昌邑下”而得到了梁孝王的特别赏识,为此梁王特授他将军印,他丝毫没有考虑就接受了。他不懂得朝廷中许多微妙复杂的关系。因为当时汉景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纳了晁错的削藩政策,所以才激起了吴楚七国以“清君侧”为名的叛乱。汉法规定,中央朝臣不得与诸侯交往。李广作为中央朝廷将领,私自接受诸侯王的将军印,是违反汉法的。而作为窦太后最宠爱的幼子梁孝王,虽然在平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其兄景帝为讨母亲窦太后的欢心,曾经戏言“千秋之后传梁王”,[10]即自己百年后传位于梁王,所以梁王一直心存“继位”“接班”做皇帝的梦想。在这种情况下梁王私授李广将军印,目的是为了笼络人心和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李广却还喜孜孜受印,这岂不是犯了景帝的大忌,岂有不被处罚之理?所以尽管他平叛有功,最后还是功过抵消。
再有,李广曾说“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6]“不杀降者”是自古以来交战中的惯例。这不仅是为了让更多的敌人尽早投降,也是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的一种手段。再说缴械投降的俘虏已手无寸铁,不再是军人,屠杀这些处于弱势的非战斗人员是非常不道义的,有悖天理。项羽在反秦斗争中尽管功勋卓著,但是他“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11]其坑杀田荣降卒的残暴行为受到了众人的一致遣责,也给他自己身后留下了不可洗刷的污点。“祸莫大于杀已降”,[6]李广作为久经沙场的汉军将领却无视这一惯例,说明他政治上的不成熟。
再次,李广的少谋略还体现在他的军事素质上。一场战斗对双方的军队而言是气势的较量,是勇力的较量,兵力的较量,但是对双方主帅而言则是谋略的较量,智慧的较量。主帅的谋略和智慧关系到一场战斗的胜败,一个将领智慧和谋略是人们评价他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成功的将领必定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将领,《史记》中所记载的孙膑、吴起、白起、韩信等莫不如此。而从李广的几次战斗情况看,他多在拼勇力、拼武功、拼箭法,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在逞匹夫之勇,没有看到他如何谋划,如何用兵,一旦遇到强敌或是数量超过自己的敌人,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他逞强自负的弱点,使得他的军队处于被动的境地。要么被敌人包围击溃,要么全军覆没。像元光五年李广率军万骑出雁门击匈奴,结果是自己被俘,全军覆没。还有元狩二年他被匈奴包围,尽管他个人与敌人战斗得非常勇猛顽强并最后突出了重围,但是他“军几没”。所以历次战斗他少有胜仗,少有立功。司马迁没有写他的用兵谋略,绝不是司马迁的疏忽,而是因其有勇无谋让司马迁无法写。
李广在汉军中有很高的声望,是因为他体恤士兵,爱兵如子,他“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6]李广爱兵如子,与士兵同甘共苦,这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带兵打仗,随意性很大,他对部队和士兵没有严格的纪律和约束,行军打仗“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莫府省约文书籍事”。[6]所以后人评价:“李广非大将才也。行无部伍,人人自便,此以逐利乘便可耳,遇大敌则覆矣。”[3]众所周知,治军严谨,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军事素养,也是一支军队克敌致胜的基本保障。李广带兵只靠侦察敌情和高超娴熟的骑射技术,在遇到强敌包围或是敌人突然袭击时,常常是“军士皆恐”,平时“爱乐为用”的士兵多在强敌的围攻下血染疆场或埋下忠骨。李广这样带兵打仗,虽然士兵们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减少了很多疲劳,但是像这样军纪散漫,军容不整,防备松懈的军队,是难以有强大战斗力,难以取得胜利的,所以“其将兵数困辱”,因而李 广的被俘和吃败仗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广曾经抱怨:“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6]但是他 自己从没有反思过他的军队是否是一支素质很高,战斗力很强的军队,他这样带兵打仗是否有问题,他也从没有想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作为旁观者的程不识将军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问题的症结:“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6]
由此可见李广多次参战却没能立功,是他的素质问题,能力问题,不是什么“数奇”的问题。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将领。李广心胸狭隘,没有容人的气度。缺乏作为一名优秀将领应该具有的宽广胸怀和容人大度的气量。韩信当年不仅能忍“下之辱”,并且在他被立为楚王之后,还召来当年“辱己之少年令出下者,以为楚中尉”。[12]相比之下李广就显得小肚鸡肠。在他获罪居家为庶人期间,“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6]虽然霸陵尉因醉酒对李广的态度欠妥,但他毕竟是在执行公务,并且也是按规定禁止李广夜行,并没有为难他的意思。可是李广竟因此耿耿于怀,当他被重新任命为右北平太守后,“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6]他被重新起用后公报私仇,把霸陵尉要到自己军中并将他处死。相比之下卫青要比他宽容大度得多。李广自杀后,其子李敢认为父亲的死是卫青造成的,所以“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6]不管李敢击伤卫青的理由是否成立,都完全可以把他交由司法机关处理,以卫青当时的权势和影响,除掉或处置李敢易如反掌,但是卫青没有,他居然息事宁人地将这件事“匿讳之”,由此可见卫青的胸襟和气度远在李广之上。
为什么真实的李广和传记中的李广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为什么司马迁在传记中的感情倾向这么明显,使传记中的李广文笔多于史笔呢?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李广祖孙三代结局都很悲惨,使司马迁对他们心生悲悯之情。李广由于武艺高超和他三朝老将的资历以及他自杀身亡的结局,使他在武帝时期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有三子,长子当户,二子椒都早于李广去逝,三子李敢也是抗击匈奴军中的一员勇将,并且因军功被提为郎中令,接替李广职位。李广自杀后,李敢为父报仇击伤卫青,虽然卫青匿讳之,但是霍去病却要为卫青出气复仇。“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6]李敢没有死在匈奴人的刀枪下,却丧命于霍去病的复仇之箭。
李陵为李广的长子当户的遗腹子,也是他的长孙。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派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汉武帝把重兵交给他是想让他立功加封,又派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吸引单于,为李广利的主力部队牵制敌人,结果“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6]当时作为后援的老将路博德耻为李陵后援,坐视不救。李广利又无能之极,未遇匈奴主力却被打得大败而归。李陵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迫投降匈奴,后他家人又被武帝灭族。
李敢为父报仇反被霍去病射死,汉武帝因宠幸霍去病,不但不追究他的责任,还居然替他打掩护,这种徇私枉法,明显的坦护和不公本来就激起了司马迁的义愤,李陵投降匈奴后,朝廷上下指责之声四起,一些人借机落井下石,对李广利之败绩却无人敢说,司马迁出于义愤和正直,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因此被下狱并受了宫刑。司马迁的命运就这样与李陵的荣辱联系在了一起,与李广一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对李广一家有了更多的同情,同情弱者和同病相怜之感使他感情的砝码向着李广一家倾斜,加上他横遭牢狱宫刑之痛,对武帝充满怨愤,因此他在《李将军列传》的写作上自觉不自觉地更多地注入了自己的个人感情,造成了《李将军列传》文笔多于史笔,情感多于理性的结果。
其次,在司马迁的情感意识中有着强烈的悲悯情结。这种情结的产生源于他个人悲惨的人生遭遇,使他对于历史上那些影响重大,卓尔不群却结局悲惨的人物,如项羽、陈涉、吴起、屈原、韩信等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与同情心,他们的人生仿佛是一面镜子,司马迁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于是在这些人物的传记叙述中自然地渗透了司马迁强烈的感情色彩,饱含着他鲜明的爱憎。也正因为这些人物浸透着他强烈的感情色彩,所以他们一个个才如此鲜活生动,跃出纸端。作为文学著作,这自然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史学著作,会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公证评价,如此书写的历史有可能只是作者个人眼中的历史,而非真实的历史,《李将军列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